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因其突发性、复杂性、模糊性以及负外部性等特征，对传统科层制治理体系提出巨大挑战。为快速将危机锁定在可控范围内，最大程度减少危机对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影响，政府需要在第一时间研判、回应，并推动基层组织快速响应，保障应急态势下资源流动和行动协同。
常规的应急决策基本流程可以归纳为：危机感知—危机研判—危机决策。而如果利用数字化平台在当前复杂动态情境下赋能，使危机决策不再“悬浮于层级制”，其有效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决策者对危机形势的迅速判断和危机延续性的认知分析等因素的影响，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探讨智慧化基层平台赋能与应急响应决策处置权的重构路径。
当前，城市“智慧大脑”、电子政务、大数据治理等发展迅猛，但各地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部分地区存在诸多误区，导致一些智能设施在突发性紧急状况下问题层出不穷，甚至瘫痪无用。尤其是，随着智慧化城市的建设，智能设备的功能日趋复杂，服务人群也越来越多，长期运维已经不仅是简单的技术问题，更是管理问题。因此，首先要解决应急决策处置的管理问题。
已有地区方案启动的“镇街呼叫、部门报到”机制，使得该地多元主体依靠信息技术在应急管理中不仅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还促进了应急服务的深度协同。不难看出，行政权力下放，将街道变成管理地方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有利于加强街道的决策和管理权力，为街道增权赋能，改善基层治理中权责失衡问题。
如今，我们更要推动社会治理从日常管理向应急管理快速切换并形成双向转换模式，其重点就是多元治理主体利用智慧化数字平台和在线工具来行使防控服务、应急处置运行监测等职能，形成精细化响应流程。随着增权赋能和服务管理权限的扩大，必然要求相应监管机制的优化和监管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区（市）县一级政府为应急防控放权让利的同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建立起与公共应急决策服务目标相协调、匹配的政府监管模式，以快速度应对急问题。
而风险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发展前景和目标，成为社会治理和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风向标。首先，要加强政府对社会风险的认知机制建设，协调与社区、公民资源的应急联动机制，尤其是在政府回应性和民众反馈的双向互动中建立信任机制，形成灵活高效的预警机制，建设通畅的信息沟通渠道，进而完善防控组织体系。第二，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服务下沉至社区，强化领导和服务的职能。第三，建立社区网格常态化机制。依托政府和本地企业的支持，多渠道、宽路径为辖区范围内的社区或者划分好的街道提供专业风险认知培训和对口支援服务的队伍，以资金支持来激发各级领导和服务组织的积极性，更好优化社区资源；同时，建立对口援助商家和专业服务队伍，在危机暴发之初有更多的专业人员投入工作，使得黄金应对期的效率快速提高，以缓解民间专业服务队伍与基层领导组织双向沟通不畅等问题。第四，进一步推进城市-街道-社区-专业社工组织常态精细化管理，通过构建“防风险-控风险-治风险-消风险”四维联动布局，明确各方权责，建立激励机制，强化同级组织之间和下属子系统之间的协同联动治理效果；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进一步改善社区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在已有团队的专业化服务得到回报的同时，吸引招纳更多的志愿者加入社区工作中，实现治理主体的互动；同时，合理细化四个管理层级的自由裁量范围，探索衡量符合层级体量及其特征的治理能力建设标准，以增强层级间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第五，通过管理组织下沉社区“深度绑定”居民，正向促进居民自治和自我服务，进而形成专业化社区志愿者队伍。组织一批有经验的楼长同专业社工团队进行学习互动，之后以“老带新”的形式，带动更多人员加入，充分调动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的参与积极性。定期开展应急演练，逐步培育楼栋居民的利益共同体意识，在自我服务中提升居民的公共合作精神。第六，利用数字技术赋能的同时，增强回应性。智慧城市数字化转型促进了数据库的完善与共享，打通政府内部与外部的信息壁垒，系统梳理并重构业务流程。利用数字技术，自上而下通过数字网络平台建立回应机制，提高市政府、区、街道的回应效率；自下而上由基层社区组织、公众参与监督，形成“双向对对碰”，消灭沟通真空。
总的来说，政府通过重构应急决策处置路径，使基层力量有序整合到现代化城市治理体系中，充分利用智慧城市建设，以信息、数字、智能技术三位一体为支撑的现代化城市运行管理系统，拓宽数字化、在线化、智能化的应用场景，在协同中推动社会系统运行由应急向常态化的回归。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在完善应急防控组织体系中、应急决策权的重构中以“责任指挥员”的角色为横向领导者减少行政级别壁垒对于危机防控的阻碍，充分利用智慧化城市数字平台构建汇报联勤联动机制，更新城市应急管理理念，切实推进城市精准防控单元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应急体系和处置能力建设。（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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